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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们俩对着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跟她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有一个好朋友，叫高蓉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，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，我特别伤心。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，就明白了，人总是要分开的，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，就像课本上那句话，‘天涯若比邻’。”

    小蔡脸上泪水纵横。

    她回身进了屋子，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，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“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，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。

    一个天真的誓言。

    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，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，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，传了出来，“说得很可怕”。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。

    我问：“什么让她最痛苦？”

    “从聚会的那天起，很多同学骂她……”

    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，写到苗苗时说：“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，仍然有自尊的需求，我懂她的心，所以我很伤心。”

    他不说具体的事，我只好问他：“以你对苗苗的了解，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？”

    他轻声说：“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。”

    四月二十九日，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“闻到死”老鼠药。在周会上，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，被同学看到。“你要吃，我们就都吃。”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，每人服了两粒。老师在讲台上，没看到。

    我吓了一跳，问小蔡：“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：“那药是假的。”

    这件事后，苗苗说她还是想死，小蔡说那咱们一起。

    “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？”我问小蔡。

    她的声音很轻：“也许是吧。”

    五月十九日，下午课外活动，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，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，然后放开。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，没打着。两名男生看见了，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：“他摸了苗苗乳房！”

    放学回家后，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“闻到死”，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。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，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，在水龙头接了水，把老鼠药溶解，在一个凳子上坐下，背对背，手拉手。

    小蔡说：“我们都笑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会笑呢？”

    “想笑着离开世界。”

    “死亡不可怕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可怕。那是另一个世界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世界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烦恼的世界。”

    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    “自己想的。”

    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，开头是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好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。”

    苗苗死后，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，发现他们的医生说：“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。”

    从太平间回来之后，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。老师说：“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。”

    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，就说：“你放了学也不吃饭，整天玩……”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，在他头上敲了两下。她一直想不明白：“没使劲啊，咋后来就不答应了？那几天风气也不好，小苗家喝药了，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？！他气呼呼地：‘哎，就是的！’”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。

    “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”同班的小倪说，“我想他一定死了。”他哭了一个晚上。学校害怕学生出事，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。老师在大门口查岗，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，骂了他几句，不允许他进校门：“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儿，回家拿了农药，在麦田里服下。

    三起极端事件之后，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，身着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，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。小杨被传讯了，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“不正当关系”。

    小杨说：“我解释，他们不听。”

    当天晚上他也服毒，被洗胃救了下来，他说：“我受不了侮辱。”

    二〇〇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，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，生活不容易。苗苗的父亲说：“给她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还要啥？”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，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：“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？给我惹这么多麻烦。”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：“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。”

    小杨嘴抿得紧紧的，掉头走了。

    我跟上他，他脸都歪扭了。“你不要跟别人说，”他说，“等你调查完了，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，我今晚就走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，叫上小杨：“玩儿去。”

    当地一个马场，长着老高的野草，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，脑袋上扎一朵红花，没精打采披个破毡。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，五块钱骑一次。

    小杨不说话，也不骑。

    我不知死活，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，自告奋勇：“看我给你骑。”

    上了马，我刚拉上缰绳，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，那马就疯了。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，路过小杨的时候，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。

    他看我这样子，也笑了。老范说，这么多天，就看他笑了这一次。

    到晚上，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。

    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，给我端盆水：“泡，热水里泡泡就好了。”

    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，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：“对遭受的侮辱，不需要愤怒，也不需要还击，只需要蔑视。”

    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，但我当时能想到的，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，帮他熬过这段时间。

    “痛苦的时候，”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，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，“去看西北的天空，去看明亮的树林，那是永恒的安慰。”

    我问过几个孩子，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？

    共同的说法是：“她能理解人。”

    “在你看来，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？”

    “听别人说话的人。”小蔡说。

    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，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，她们说：“这个年纪的孩子，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。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，一旦关键链条断了，就很危险。”

    链条的中心是苗苗。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——柔和的蜡笔画，小尖下巴，笑起来大眼一弯，成绩好，还没有班干部气质，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，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。她站在台上擦黑板，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。

    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，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：“爷爷走了，奶奶很寂寞。奶奶有些话不说，但我知道，奶奶不需要钱，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。”去世几天后，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，落款是“你们的宝贝女儿”，信里写：“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，我的心都碎了……”

    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，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，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……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。

    苗苗去世之后，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“唯一可以对话的人”。

    “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？”

    “忍气吞声。”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。

    “有疑问的时候呢？”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“忍”字。

    “问自己。”

    “你回答得了自己吗？”

    他沉默不语，脸上挂着泪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？”

    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：“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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