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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安华说：“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怜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觉得他自己想摆脱吗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想摆脱，因为他说过，我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。他说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，我干嘛非伤害别人啊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，想离开他又离不开他。”

    我问过kim：“李阳的生命中，他跟谁亲近？”

    kim怔了一下，说：“最亲近的吗？不认识的人。他站在台上，他的学生特别爱他，两个小时后他可以走，是安全的，没时间犯错误。”

    李阳说每天早晨，起床后的半个小时“非常恐怖，非常害怕。觉得工作没有意义，活着没有意义”。他给kim发过短信，“我揪你头发的时候，看到有很多白发，就跟我的白发一样。”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：“我是尊敬她的，所以每次她指责我，我才真的恐惧，恐惧积累了，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。”

    打过妻子后，他没有回去安慰，却主动去看望了父母，第一次带了礼品，表示关心。我问：“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吗？”

    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……是吧，是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认为你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？”

    他眼睛又再眯缝起来，避开直视，忽然有点口吃起来：“我肯定需要帮助。此时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帮助，如……如……如何有效地解决抑郁症的帮助。”

    我们采访前，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，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，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，被甩开，之后一直做噩梦，哭着说：“妈妈对不起，下次我用筷子、用剪子（拦他）呢。”kim头摇得说不下去，想把哭声抿住，脖子上的筋脉全都凸起。她搂着女儿，对她说：“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，不要恨爸爸这个人。”

    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，零下二十度，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，父亲死去，母亲在狱中，安华的女儿小梅说：“一个人他的心再硬，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。”

    “你觉得你爸爸有吗？”

    她想了很久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有，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。”

    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，“让爱天天住我家”。是她写的，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。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，她轻唱：“让爱天天住我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拥有……拥有……拥……”她张着嘴，发不出声音，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。

    这些孩子会长大，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——那会是什么样子？

    小梅的姐姐十六岁，她说：“我再也不相信男人，他们只有暴力。”

    她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，妹妹在身后喊“哥，哥”。

    他头也不回就走了，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，睡在哪儿，吃什么。那晚，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，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。

    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？不知道。

    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，流浪少年犯罪调查。

    没有完，完不了。

    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。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，领头的十五岁，最小的十岁，都辍学，是王朔小说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“青瓜蛋子”。

    他们打架，有时是寻仇，有时是为了挣钱，有时只是娱乐。除了刀，他们还用铁链，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——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“效果”更好。

    我问打架最狠的那个：“你不怕死？”

    “不怕。”他头一昂。

    他不是不怕，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，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。

    我找到了他的父亲。离异多年的他，早有了新家，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。他是个司机，开辆面包车，车厢里污秽不堪，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，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，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，底下是一个烟灰托，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，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。

    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，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：“等他回来，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。”

    我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。到了村里，推开那扇门，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：“走错了吧？这地方荒了很久了。”寒冬腊月的，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，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，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半的衣柜，一件家具都没有。

    “应该就是这儿啊。”他也疑惑不定。

    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，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：“谁呀？”

    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，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，脚边是一只破铁锅，下面垫着石头，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，连木头都没有，他劈不动。

    他父母已经去世两年。

    “怎么不读书呢？”

    村长说：“学校怎么管他呀？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。”

    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，他笑了一下，“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。”

    “村里不管吗？”

    “怎么管，谁还能天天管？”村长指着锅，“这都是偷来的。”

    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，点着，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，他低着头，一句话不说，把手伸在那口锅上，靠那点火气取暖。

    村长叹口气，说：“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，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，看能不能呼吁一下，给他捐点钱，啥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
    警察告诉我，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，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，更不愿意他们“把别的孩子带坏”。

    他们流浪到城市，从捡垃圾的地方，从火车站……聚集起来，他们租了一间房子，住在一起，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。干脆不要床，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，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。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，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，在那个城市里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。十岁的那个，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，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，把家电裹起来，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，然后打车离开。

    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，打架最狠的那个男孩说：“用来砸核桃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。”他很得意。

    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，“学功夫”，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：“兔子不吃窝边草嘛。”

    他们把偷当娱乐，刚偷过的人家，一天后再去偷一次，第三天，再去偷一次。

    一个得不到爱、得不到教育的人，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。

    案子破了，他们被抓住了，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，全放了。

    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，见了后倒没动手打，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——离他上次见，过了几年了。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，上下打量一会儿，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，避开我，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，又打了一个电话，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，转身对我说：“记者，走啦，去办点事儿。”

    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。

    领头的那个孩子，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，他是捡来的，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，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。

    “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？”我问他的养母。

    “都扔了。”她说得很轻松。

    我听着这句话，一下子理解了“抛弃”这个词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，我只是一个记者，采访结束就要离开。

    那个父母双亡的十岁孩子，最后一次偷窃，他分了一千多块，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。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，走了几步，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，给了他一百块钱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？”我轻声问。

    “知道。”他低着头，“因为我可怜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，这是你劳动所得，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，很辛苦，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。我要谢谢你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羞涩地笑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，收拾得还算干净。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，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，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，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……他们把这个房子叫“家”。

    二〇一一年，我遇到一位律师，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，安华在各方帮助下，已经减刑出狱，再嫁了人。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。

    二〇一〇年，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《家庭暴力防治法（专家建议稿）》，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、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，这只是一个建议稿，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。

    在“两会”上，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，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，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，“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，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，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？”

    一位女性代表说：“家庭的事情，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。”

    现场有些争起来了：“你们这么说，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，是人应该关心人。”这位女代表说。

    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，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，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，准备成为“反家暴大使”。

    两个月后，kim申请与他离婚。

    他曾经对kim解释说：“这是中国的文化。”

    kim说：“这不是中国的文化，人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中国人，美国人，所有人，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，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、更国际化，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。”

    去采访kim前，我做完采访提纲，合上笔记本，按习惯想一想，如果我是她，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。

    奇怪的是，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，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，那个小混混喝了酒，从身后把我扑倒了，磕在街边的路沿上，我爬不起来，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，是死一样的分量。旁边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，我起来边哭边走，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，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，也不是愤怒和委屈，是自憎的感觉——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，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。

    我带了一束花给kim。

    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，有点意外，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，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，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，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，写的工作便条，还有一页，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——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——花朵是完整的，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，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。“我要记得，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。”

    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，人是一样的，对幸福的愿望一样，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，只是她生在这儿，这么活着，我来到那儿，那么活着，都是偶然。

    万物流变，千百万年，谁都是一小粒，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，采访是什么？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，认识自己越深，认识他人越深，反之亦然。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，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，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。我没思量，有一句话浮上心头，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，会不会太文艺腔，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：“他人经受的，我必经受。”

    大概是一九八〇年，我和妹妹柴敏，在纺织厂的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。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，隔了这么多年，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，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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